世间流传着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这些观点初看起来很有道理，很能迷惑一些人；但仔细一推敲，就会发现这些观点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中国人口太多”就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谬论，常常有人把中国的贫穷落后归咎于“中国人口太多”，说什么“现在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中国人口减少一半，那么人均国民收入就会增加一倍。”果真如此，在1960年，中国的人口确实仅相当于现在的一半，为什么那时反而饿死了那么多人？在1900年，中国人口只有4亿，是不是那时的中国人就生活得很好？下面我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中国人口太多”这种观点是否符合事实.

   　　

   　　首先, 从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来看，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已经是第一人口大国了。 十九世纪初，中国人口有4亿，世界人口是12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了二十世纪初，由于长期战乱，中国人口仍然是4亿左右，而世界人口增长到16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现在是2004年，中国人口为13亿，而世界人口已达64亿，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左右。如果拿中国与印度作对比，则中国人口的相对量减少得更快。据人口专家预测，如果按目前中印两国的人口增长率继续下去，再过2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

   　　

   　　其次，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是不是太多，不能单从人口总数来看，还要看人口密度。例如，新疆的人口总数虽然比上海还要多，但由于新疆的面积比上海大得多，所以很多人都说上海的人口太多了，而没有人说新

北京作家王山悄然病逝。18年前，他伪托译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借用杜撰的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的眼光议论中国政治，引起海内外极大反响，据传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也“上当受骗”，推荐给中共中央警备局，还称赞该书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值得我们深思”。

王山的遗体告别式，于5月4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王山是谁？境外读者或许大多一头雾水。如果告诉你，他创作过畅销书小说《北京教父》、《血色青春》，读者依然不明就里。如果再告诉你，18年前，他写过引发境外强烈反响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诸多读者浅淡的记忆，便会渐渐深浓。当年，“第三只眼睛看某某”还成了社会流行词。

王山小说代表作《天伤》《天祭》《天爵》，后来曾改名《血色青春》第二次出版，近期又改名为《北京教父》第三次出版。

被称为“北京顽主”的王山，生于1953年8月。2012年4月30日19点30分，在北京三零一医院去世，年仅60岁。他的后半生，以小说为北京顽主文化留下真实记录。朋友们谁都不知道他患重病住院。他远走时，第三次整理出版的他的代表作《北京教父》，正笑傲中国大陆各地图书排行榜，他网名“四横竖”（笔划四横四竖，即“王山”）也永远就此定格。

1994年，一部政论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下称《第三只眼》）在中国引起极大反响，在港台和西方社会也引发诸多重要话题。此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标明：著者是德国洛伊宁格尔，生于1953年8月，当代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译者是王山。此书对中国社会现实及其走向，有深入剖析，其中许多论点及预测，今天读来仍振聋发聩，书中触及的许多内容在当时相当敏感。

一般而言，不管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国家，权力主要集中于总统或总理个人，他们依宪法行使国家的领导权力，除非他们不幸在议会中处于少数地位而可能“跛脚”。中国自“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实行的是一套独特的集体领导威权体制，这主要是吸取毛时代个人专权祸国的教训，也是对苏联崩溃的警觉，防止党的最高领导人通过激进的改革瓦解党的执政地位。

但这种权力分割的威权主义体制是不稳定的，因为其决策权分散，而不同的权力拥有者可能有不同的目标。这一现象和美国政治学家George Tsebelis所论证的现象一致，他认为民主政权中政策的改变与能够投票否决提案的行为者的数量有关。当否决权拥有者数目较少时，决策就会灵活果断，但不一定稳定；当否决权拥有者数目较多时，尽管决策可能谨慎，但更容易停滞。

这可以从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来的决策表现来理解。整个1980年代，尽管邓小平等以巨大的威望领导了改革事业，但最终的政治领导权分成了“一线二线”，二线以1982年建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为主，而一线除了几位革命元老外，主要是年轻领导人。这种多头权力结构形成了一个平衡的局面，导致改革事业无法突破而处于“摸石头过河”的阶段，一旦改革触及了保守派底线，这些否决权拥有者就会出手，例如，1987年胡耀邦被解职，1989年赵紫阳也因此落马。

到了1992年，老一辈领导人因年事已高淡出政治，中央顾问委员会解散，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否决权拥有者数目大幅减少，拥有“核心”的中央集体为一系列改革提供了权力基础。他们先是强化了中央集权，比如财税改革中的分税制、禁止军

主讲：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统

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书每一本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嗡嗡嗡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以后赶上嗡嗡嗡，成了黑五类，嗡嗡嗡中在工厂当了九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结果我家政审还没有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我1985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国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

中国改革进程没有停滞。

到目前为止，吴英案的结果是改革派的重要胜利，虽然这一胜利并不完全——中国的民间金融并没有随着吴英案的判断了局，吴英案背后种种仍存疑团，吴家人士所追究的资产低价拍卖未得到解决。另一方面，认为吴英案确实存在庞氏骗局的人士，仍未被说服，争论还将持续。

幸运的是，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这让吴英案的和平讨论有了空间，我们不必在血色苍茫的祭台上，争论金融技术问题。改革是合力推进的结果，只要方向正确，只要由法律主导，不必排除各派力量的介入，一个典型性事件体现的永远是群体性意志，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群体性生态。

笔者悲观地认为，即便是浙江省高院的重审，恐怕也无法给我们满意的答复，让我们感受到金融变革的磅礴大气，以及人人都能体会到的不容侵犯的法律尊严。

剥离吴英案的迷雾才能为不出现吴英式的悲剧奠定制度基础。吴英罪不至死，她是一个有理想却无风险控制能力的商场上的初生牛犊，吴英不是英雄，不应被视为反抗金融垄断的先锋受到供奉。从经济学上来说，当规则被普遍违反时，执行规则的成本无穷高，遵守规则成为良币的结果是被劣币驱逐。从毒胶囊事件、强拆事件、神女局长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这个民族的这个阶段还不是一个普遍有尊严的时代，大多数人是受害者，大多数人也会成为规则的践踏者。当尊严被视若粪土时，希望单独的案例回归尊严，是奢望。

这不是对吴英案悲观的理由。监督掌权者的权力行使范围是恢复规则尊严的第一要义，但走向极端，呼应民粹并不能让市场重回法治轨道。求

　　教育是约束和指导青少年，培养他们正当的理智。每个人最初所受教育的方向容易决定以后行为的性质，感召的力量是不小的。

《雅典学院》中的柏拉图与学生亚里士多德

　　为着品德而去眷恋一个情人，总是一种很美的事。

　　只有驱遣人以高尚的方式相爱的那种爱神才是美，才值得颂扬。

　　征服自己需要更大的勇气，其胜利也是所有胜利中最光荣的胜利。

　　真理可能在少数人一边。

　　思想永远是宇宙的统治者。

　　我们若凭信仰而战斗，就有双重的武装。

　　无论如何困难，不可求人怜悯！

　　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

　　我一息尚存而力所能及，总不会放弃爱智之学。

　　开始是工作的最重要部分。

　　意志不纯正，则学识足以为害。

　　技艺没有知识，他对于那种技艺的语言和作为，就不能作正确的判断了。

　　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乃是双倍的无知。

　　许多胜利都会为胜利者带来杀身之祸，过去如此，将来也一定如此。

　　子女教育是社会的基础。

　　未出生比未受教育好，因为愚昧是灾患的根源。

　　除非男女受着一样的教育，否则就不能使妇人有同男人一样的责任。

　　舍善而趋恶不是人类的本性。

　　好人之所以好是因为他是有智慧的，坏人之所以坏是因为人是愚蠢的。

　　智者说话，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愚者说话，则是因为他们想说。

近年来，以“摸着石头过河”自豪的中国改革突然陷入了迷局。一些学者甚至将过去十年归结为“改革已死”的十年。2012年适逢邓小平南巡20周年，社会上不乏再来一次南巡的呼声，只是“世间已无邓小平”。于是，对改革不进则退的焦虑感在弥漫。

之所以说改革陷入僵局，并非杞人忧天。

其一，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很多决议，并未得到有效执行，突出表现在央企垄断和“国进民退”现象上。

其二，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日甚，一些本该取消的审批权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更多的审批“设租”行为。

其三，“国强民弱”的社会格局继续强化，2010年仅“两桶油”的利润就超过民营企业500强之和。政府财政收入以两三倍于GDP的速度猛增，年底突击花钱已成常态。地方政府更成为当下房地产利益格局最大的受益者，房价调控始终投鼠忌器。

再次，由于政府掌握太多资源和权力，腐败现象严重蔓延。不仅落马官员个个“钱多、房子多、女人多”，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也是靠关系而非创新赚钱，导致“仇腐”几乎等于“仇富”的尴尬局面。

最后，政府体系日趋庞大，公务员考试成了“中国第一考”，五级政府，人大、政协、党委、政府四套班子，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政府。须知，政府是“非生产性部门”。“大政府”不仅意味着人民沉重的“养人负担”，更意味着更大的腐败风险。

可以说，“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兴风作浪，与公众对缺乏机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严重不满情绪高度相关。眼下，中国不仅面临改革与革命的赛跑，还面临被极左民粹主义思潮绑架的危险。

20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

社会主义（socialism）是一种经济社会学思想，主张或提倡整个社会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而且社会主义需要有发达的资本主义作基础才能实现。

历史上曾经有：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理论中的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中的其它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纳粹主义中的社会主义

纳粹党即“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劳工党”曾译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希特勒所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劳工党的一系列政治与经济制度一体化的政策，以缩减甚至消除贫富差距为目标，将德国全国进行重整，社会各部纳入各党组织，如德意志劳动者阵线（de:Deutsche Arbeitsfront）与其他从属于党组织的全国与地方性社团。纳粹德国的经济制度乃奠基于国社党的二十五条纲领中的基本政策，并因经济大萧条而诉诸于凯恩斯主义。同时，作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er Sozialismus）运动之一环的纳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多少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

纳粹党旗上有红底白圆心、中间是一个黑色卐字的图案。红的象征社会主义，白的象征民族主义。党徽上的卐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斗争的使命。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苏联剧变的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候，很多分析认为苏联解体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结果。这个说法，后来很多人很快就不太认同了。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分析，事物的变化有外因作用，亦有内因作用，但主要的、从本质上来说是内因的作用，所以后来就转到内部因素的研究。学者们从民族问题、经济问题、文化意识形态问题、党的问题以及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对外关系等多个角度对苏联剧变进行了解读。这个阶段的研究，学者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三个阶段从1996年开始，我国的政界和学界开始提出问题：究竟哪个因素在苏联剧变中起主导性的、根本性的作用，即深层次的因素。

苏联剧变研究的现实意义

当下再谈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和历史教训的现实意义在于：一是中国搞了30多年的改革，基本的思路是不能走苏联的老路，要摆脱斯大林模式，那么斯大林模式有什么特征，本质是什么，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最后失败，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摆脱斯大林模式等，这些问题需要解答;二是中国改革取得很大成效的同时，有三个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或者说非常突出，第一是腐败，第二是垄断，第三是贫富差距拉大。这三个问题是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但国内有些人质疑改革，认为还是苏联的模式好。本来历史上已经搞清楚的问题，现在变得似是而非了，比如

[导读]政府的权力不来自人民，民众没有权利监督政府，因此机关只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干部处于优越地位。斯大林时期就建立和完善了内部特供体系，干部根据级别享受不同的工资补贴、住房、医疗照顾等。

今年是苏联剧变20周年，许多人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那么强大的苏联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为什么执政了74年的苏共会迅速崩溃，在1991年8月苏共被停止活动，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无论是民众还是苏共党员都没有站出来表示抗议。对于这些疑问的解答也是各种各样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约请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左凤荣教授撰写系列文章，以飨读者。——编者

人们总是追问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源在哪里。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苏共在执政的74年时间里没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所声称的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新制度实质上是在倒退，苏共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违背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总的趋向是进步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联系的紧密，人逐渐从神和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自己和社会的主人。俄共（布）也正是打着给人民“土地、面包、和平、自由”的旗帜走上历史前台并得到民众拥护的，并声称无产阶级政党要实行比虚伪的资产阶级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让广大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

但是，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劳动人民始终没有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甚至也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苏联曾不遗余力地宣传“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和谐，建立起了各民族的兄弟情谊，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许多世界上的进步

一场又一场的口水战。

这几乎成了中国微博的常态。孔庆东、韩寒和方舟子几乎是永远的主角。每一次战争中，都有各种“粉”的出现，其后跟进的包括了公知、“五毛”、“带路党”……不一而足。最开始的话题总是被人遗忘，剩下一地鸡毛，等待战火重起。周而复始。当然，许多带V的都怀着浑水摸鱼攒粉丝的快意恩仇。这也是一个名利场。

但是每一场战争，都充满了拍板砖、挖墙角、撬祖坟，出言不逊抹黑唱衰只是初级阶段，人肉搜索曝光隐私才是高级智商。这种种群魔乱舞的情形，制造了一个知识繁荣、言论自由的超级假象。

许多人或真或假地指出“真理越辩越明”，这种讨论有利事实真相的发掘和思想正误的勘别。可惜，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活跃在各类微博、论坛和博客之中的人们，在持续地制造和宣扬这个伪命题的同时，背后却不经意露出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伦理上根本缺失的悲惨现状。

徐贲就是那个看穿了这惑人妖氛的火眼金睛。虽然是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的英文系教授，但是他对于公共生活有着持续关心和论述，那正是拨开这场迷雾的智慧之光。用他2011年1月出版的《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来对比这种种言论市场的怪现状，便不难看出中国目前的公共生活有多么可悲，多么无聊。

什么是公共生活？显然，我们知道公共生活是相对应于私人生活而言的。在私人生活的场合中，包括家庭、职场、社交等等，我们多数是以真实的个体身份出现的，我们谨守一定的边界和伦理规则，并竭力树立起高尚的自我形象，以求获得良善乃至幸福的私人生活。公共生活呢？徐贲说：公众就是自由地集合在一起，自由地讨论，自由地播散思想的人们。那么，公共生活就是公众集合在一起的空间：实体的和虚拟的。

这注定是一个名垂青史的案件，整整一个2012年春节，浙江东阳年轻女富豪吴英的“集资诈骗”二审死刑判决紧紧地牵动世人之心。很多人放下私情，关注公事，在春节的两周内，舆论界、法律界、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为吴英求情的热潮，呼吁刀下留人的微博绵延不绝，云集众多经济学家、法学家的法学界、经济学界多个专门研讨会春节一过即行召开。

吴英案自发生迄今已经5年之久，其复杂程度和重要性已超越了案件本身，成为中国金融制度改革、司法改革乃至下一步经济改革到底该向何处去的又一个重要标本。这样一个跨越各界的关切，攸关中国金融、民间借贷、民间创业、民富民穷以及法治现代化的未来。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关切，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

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融资仍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基本的权利，意味着在中国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保护。这是市场力量扩张的受阻，是改革的倒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金融和资金作为市场的血液、作为最基本的市场资源，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由市场进行调配，市场主体因按照市场规律和原则活动竟受到法律制裁，甚至是最不人道的死刑制裁！

吴英案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官方可以不经法律和财产拥有者本人许可，随便找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就可以处置甚至瓜分公民的财产！吴英案，就是11个给他借款的人都不承认自己被骗了，但是地方官员却坚持吴英集资诈骗，先将其限制人身自由，然后在其被捕之后，她的巨额财产有相当一部分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和法院裁决的情况下就被强制拍卖了，而且是非常廉价的拍卖！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权力对公民财产的劫掠过程！不仅是对吴英这个“非法集资者”的劫掠，而且是对另外11个被吴英集资的“非法集资受害人”的劫掠！

忍界

人生有很多事，需要忍。人生有很多话，需要忍。人生有很多气，需要忍。人生有很多苦，需要忍。人生有很多欲，需要忍。人生有很多情，需要忍。

忍是一种眼光，忍是一种胸怀，忍是一种领悟，忍是一种人生的技巧，忍是一种规则的智慧。

忍有时是怯懦的表现，有时则完全是刚强的外衣。

忍有时是环境和机遇对人性的社会要求，有时则是心灵深处对人性魔邪的一种自律。

学会忍，是人生的一种基本谋生课程。懂得忍，游走人生方容易得心应手。当忍处，俯首躬耕，勤力劳作，无语自显品质。不当忍处，拍案而起，奔走呼号，刚烈激昂，自溢英豪之气。

懂得忍，才会知道何为不忍。只知道不忍的人，就象手舞木棒的孩子，一直把自己挥舞得筋疲力尽，却不知道大多数的挥舞动作，只是在不断地浪费自己的体力而已。

有所忍，必有所不忍。明忍，始易明不忍。是故忍界其实也是不忍之界。

持界

人只有两只手，能抓多少东西？

抓住一样东西，就意味着放弃了更多的东西。放弃和失去，其实始终是人生的大局。不要以为得到了什么，其实人时时刻刻都是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生命，失去更多的财富，失去更多的机会。

不要抓得太紧。抓得越紧，丢失的会越多。

持到手的，莫要沾沾自喜。未持到手的，也莫要灰心丧气。生命的旅程太短，世间的精彩太多，持有什么，不持有什么，都不是人生过程的关键，关键是选择。选择，是人生过程中最精彩也最具有诱惑的课题。而持有，只是选择之后的一种随机或必然的结果。当选择的命题被完成之后，所选择

在我等眼中，漂亮女人拥有漂亮的面孔和很好的身材。她们是众多男生的追捧对象，大家都认为她们应该很幸运。出于对漂亮女人的热爱和善意，想提醒那些无论是准备漂亮还是正在漂亮以及漂亮过的女人们，可能会丢掉了7种宝贵的东西。

　　1、机会

　　漂亮女人最容易得到机会，无论是求职、做事、谈生意。于是你往往好高骛远，从不珍惜眼前的一切，总相信自己还有更奇迹般的机遇。而你的底牌不过是自己的容颜，而不是才华和实力。但真正的机会实现的过程是不把漂亮放在首选的。

　　2、坚韧

　　漂亮女人碰上困难总有逃避的途径，所以你很少孤注一掷。在你的惯性思维里，你不能眉头紧锁，那样美丽的额头将起皱纹，更不能磨出手茧，那样玉手就不再纤纤，在你看来，损失漂亮的代价太沉重，也太不值得，坚持到底又有何用，找一条省力气的捷径并不是天方夜谭。

　　3、宽容

　　漂亮女人是被家人、朋友娇宠惯的女人。你由此霸道而嚣张，你常常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并习惯指指点点，你喜欢发脾气，不允许别人漠视你美丽的特权。你不太在乎得罪几个闺中好友或同学同事，因为总有新的崇拜者和献媚者。

　　4、信任

　　由于人们太了解漂亮女人的德行，即使你是个心地善良的漂亮女人，也难免遭人误解，你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让那些心怀戒备的现代人知道难得你有漂亮的外表，又有美的内心。这时，你可能感叹，上帝还不如让你像个平常女人，因为那些一脸憨厚、纯朴的女人们大多数能被委以重任，因为老板觉得放心、听话。

　　5、好男人

　　说来也怪

最新一轮房价调控又已逼近摊牌时刻。房价调控会再次成为“空调”吗？

中国房价调控肇始于2005年，其持续时间之长、政策之密集、效果不尽如人意，令人侧目。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房价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政府最初的调控聚焦于购房需求，采取了提高首付款比例、房贷利率上浮等措施，继而又试点推出房产税，甚至祭出了备受争议的限购令。然而这些政策成效甚微。

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中国宽松的货币供给，导致了长期的实际负利率，催生了居民理财需求。其次，本应成为理财主渠道的股市，却因为上市公司质量差强人意和浓厚的投机气氛，让大量投资者望而却步。而买房则进入了越买越涨、越涨越买的上升循环。第三，中国城市化进程几乎势不可挡，甚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都将继续成为房价推动力。第四，结婚买房的强大习俗，以及男方女方不惜整合全家资源买房的决心，构成了巨大的刚性需求。第五，中国有庞大的灰色收入，对这些灰色收入而言，买房成了既省心又安全的理想去处。更重要的是，灰色收入对金融调控高度不敏感，只对反腐敏感。现在哪个贪官不是“房多多”？根据经济学者王小鲁的研究，2008年灰色收入即高达5.4万亿。

因此，虽然政府从需求角度出台了密集的打压政策，购房需求依然足够强大。

真正触动房价的，是房产供给方的变化。在2008～2010年经济刺激过后，货币投放出现失控，导致2011年通货膨胀明显成为头号威胁，中央被迫采取金融紧缩政策。遗憾的是，央行采取了“加息为辅、提高准备金率为主”的政策，两年内12次提高准备金率，结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飙升至20%以上的历史高